在全球疫情持续发展的背景下，作家方方现象已经成为一个“中国故事”，具有了全球性的传播动力。是非成败，沉浮于大国力量的此消彼长中，再难说清。但是方方在国内持续成为热点话题。据说有愤怒的少数人声言要采取不利于方方的线下行动，因此短期内增加人身安全保险，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日前有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博士们根据网络数据，统计发现网上不喜欢方方的比例更大一点。但这个数据忽视了网络舆情的动态变化，因此只能算是即时性、短期内的网络结论。很显然，网民一开始对于方方的评论肯定是正面多一些，后来随着传播面的扩大，冒犯了大批传统的纯粹的爱国者，再加上日记内容为国外利用，民众批评的声音才多了起来。
爱国的声音高亢了起来，而支持方方的却要冒险承受“不爱国”的污名，那就只能变得低调或者沉默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“沉默的螺旋”的传播现象：高亢的越来越高亢，另一方干脆不说话了。方方在国内的前景变得不容乐观，但全球性的影响力会给她提供安全软猬。
有人说，方方事件激活了国内的民本（民粹）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能量。但这个看法并不准确。这股力量其实一直在活跃着。最近十年，我们见证了一个全球民本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和方兴未艾的历史，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浪潮。支撑这股浪潮的技术条件，是新媒体时代的来临，尤其是社交软件的风靡。社交软件让每个个体获得了发言权和话语权，中下阶层的民众一旦获得话语权，首要的任务就是抗争，抵制那些压迫和统治他们的精英阶层。这是我们理解社交软件和网络舆情的一个视角。
因此，不是方方激活了这股力量，而是方方事件成了这股力量试验和验证自己潜藏能量的难得机会，结果正如大家看到的，这股力量是非常具有爆发性的。官方对于方方现象并未进行正式的表态，将之限定在一个文化现象、传播现象和社会争议现象的范围内，这也成为国家治理越来越理性和科学性的一个注脚。
社交软件的流行，使得方方现象愈演愈烈，但是对于山东的大衣哥及其周围的村民来说，却是另外一个浪潮，一个关于草根名人和共同致富的故事。
这两天，民间歌手“大衣哥”朱之文被踹院门的事件传遍了网络。它和同时发生的方方的事件一样，共同构成了今天传统社会驱逐异己份子的故事。朱之文草根逆袭成名后，借助于短视频时代的兴起，成了网络名人，村民也开始了录制大衣哥日常生活来做短视频以获得收入。但朱之文生活受到很大干扰，就不怎么出来见大家了，结果，就发生了踹院门这样的恶劣事件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大衣哥后来出来，还是苦笑着和大家合影，并决定不追究踹门者的责任。但这是不是双方的“共谋”，也未可知。其实大衣哥才是新媒体时代的优胜者。很多选秀的明星早已经消失，可是借助短视频时代的风口，大衣哥一直在网络上维持着热度和争议，这其中村民的作用确实不容小看的。双方是互相成就的关系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如同明星和狗仔队的相互依存。但问题就在于，村民认为大衣哥出镜给大家拍视频赚钱是应该的，是一种义务。这其实是个糅合了中国特色的宗法、人情、面子、关系的复杂话题。朱之文的老家是山东单县，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方。如果我们将儒家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因素考虑进网络舆情的分析之中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地带往往会和商业社会规则爆发冲突，并常常产生道德伦理性的舆情。无论是市场经济初期河南人在全国遭遇污名化现象、山东大学“学伴”事件、青岛外国人插队检测事件，以及我们要讨论的“大衣哥”和村民的奇怪共处生态现象，都能看到这种内在的隐性的文化冲突。因为儒家文化是轻商的、视商业为低下的，这和现代社会的重商主义、商业文明和人的本性都是格格不入的。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牵扯，鄙视唯利是图，另一方面又出于改善生活的本能之需，需要劳动赚钱——一切总是显得这么违和和不自然。朱之文事件实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，让我们重新思考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社会的适应性的问题。在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里，如果一个人有了功名，那你就应该担负起维持家族运转的责任义务，因为大家认为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禀赋问题，而是大家的集体功劳。同时，传统文化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特点，决定了朱之文在原生态家族聚居区的生存难题。一方面，既然他需要担负起供养集体的责任，因此捐钱修路、供大家拍视频养家都是义务，大家无需感激，倒是你对踹门表现出愤怒就是不知感恩，另一方面，据说朱之文的年收入是个天文数字，这打破了人际平衡，愈是成功，愈是遭到心理放逐。成功者反倒处于道义的低地，这正是传统乡土文化遭遇现在商业文明的一个悖论，因此踹门者可以大胆地说：我想踹就踹，他不敢管我。实际上，朱之文确实只能陪着笑脸，并放弃责任的追究。他实际已经成为“背叛”所属群体的人，显然难见容于地方生态了，遭遇了排斥和驱逐。这一点上，方方和朱之文一样，都已经在文化心理上成为了异质分子。方方不是因为致富，而是因为自己的不获认可的写作。随着方方日记的影响越来越大，人们对于日记被国外势力的利用也越来越不能容忍。这涉及到一个集体主义的意见问题。在传统的社会里，你有独立的看法，在平常的时候无关紧要，甚至会成为集体容忍不同意见的美德表现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刻，比如病毒和疫情成为中美之间激烈对抗的一个热点的时候，你的独立见解就是一个罪愆，就是对集体和文化的冒犯。方方此前还保持了对抗的姿态，但是慢慢她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开始接受采访，发表声明，对出版等事情进行解释，并声称将捐出稿费给医务人员家庭和一些需要的人们。捐钱是一个重要的化解危机的方式，会获得一部分的谅解。但是预计接下来方方的舆论压力会小很多。因为随着境内外的博弈焦点从日记本身转移到别的地方，因为日记而受到的指责会减少，而且，美国的“方方”们也开始大量出现，并干得正起劲。4月4日，《华盛顿邮报》推出万字深度调查文章，全景式回顾了美国在冠状病毒危机最初70天的失败经历和深层原因。14日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公开信，以“七宗罪”痛批美国防疫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，并将矛头直指特朗普。至于一些病毒专家批评美国政府和特朗普错失良机，在美国也是层出不穷。类似这样的美国内部的批评和反思，经由媒体转载，在国内大量出现，也成了我们的发言人抵制美国指责的弹药，这客观上有助于抵消方方日记带来的愤怒情绪。美国的“方方”们并没有引发他们国内的愤怒情绪，而我们这里，方方却几乎遭到了社会集体的兴师问罪。美国“方方”在国内也并没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讨论。这里面有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差异问题。方方和朱之文的不见容和被驱逐，在网络里境遇大不同。方方遭遇社会心理驱逐，是很多网民的亲身参与，而朱之文的遭遇，却在全网受到同情，并主动站出来为其声张正义公平。网民的行为，往往透露着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心理的秘密。本文作者：燕志华 博士
文章来源：公众号“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”
文章转载已得到作者授权
